在性骚扰被说出来之前——隐形而致命的"诠释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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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02-13 14:28作者:文米兰达・弗里克来源:文米兰达・弗里克网址:http://www.tsie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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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诠释不正义的重要案例

女性主义长期关注权力关系如何限制女性理解自身经验的能力。早期女性主义的关怀运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呈现,我们可以在女性主义立场论原初与明确的历史唯物主义形式中看到这种连结:“受支配的人,活在他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建构的世界中,过着被支配的生活——这些目的与我们的目的几乎无关,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不利于我们的发展甚至存在。”在这段出自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的引文中,“建构”这个词有三个重要的意义,这三者都与历史唯物主义背景相关,尽管当中只有一项与我们此处的讨论有重要关连。哈特克的评论可以从物质层面来解读,暗示社会制度和实践有利于有权者;或是可以从存有论出发,暗示有权者以某种方式构成了(constitute)社会世界;又或者可以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认为有权者在建构集体社会理解方面具有不公平的优势。我们对知识不正义各种形式的兴趣,自然会引导我们采取知识论的解读方式。然而,我们永远不会偏离相关的物质和本体论议题,因为很明显,某些物质优势将产生可预期的认知优势——如果你拥有物质力量,就容易影响那些产生社会意义的活动。在社会理解的诠释脉络下,我们也能看出至少在某些时候,如果理解是以某种方式被建构出来,那么社会事实也同样如此——我们在讨论证言不正义时已经遇到了社会身分的因果与本质性建构,接下来的诠释不正义(hermeneutical injustice)讨论,也会遇到类似案例。在诠释的脉络下,诸如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知识以及物质和本体论议题,自然会围绕着认识论形成,不过我们的主要焦点仍然是认知层面的实践和伦理。

关于知识论认定社会权力对集体社会理解产生不公正的影响,我们可以解读为人类共享的理解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的观点,并接受不平等权力关系可能扭曲共享诠释资源的观点,使得有权者理解自身社会经验时,因为已经有足够的理解资源,以致很轻松就可以搞懂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经验。而没有权力者比较有可能是透过一层玻璃隐约发现自己的某些社会经验,并在设法清楚表达这些经验时,充其量只能利用不够贴切的意义。

检视女权运动的历史,我们看到透过“说出来”的举动以提升意识的方法,而所分享出来的东西是未能清楚理解、几乎难以听懂的经验,这显示身为孤独的个体,女性的诸多经验模糊不清甚至完全无法表达。对于孤立的个人来说,分享这些尚未完全成型的理解过程,唤醒了迄今仍旧蛰伏的社会意义资源,而后者带来了清晰的思路与认知层面的自信,并增加了沟通能力。在本书第四章中,我们谈到伦理相对主义,如果应用当时引介的相关用语,我们可以说,女性能够集体克服既有的常规社会诠释习惯,并对某些之前封闭的经历作出不同寻常的诠释;她们合力就能把仍然隐涵当时社会活动中的理解资源开创出来。在我们拥有相对富庶的诠释资源的处境下,人们几乎忘记这种认知成就如何令人讶异,并造足以造成改变生命的影响;所以我们先来简短回顾一位女性的叙述,她在1960年代后期参加一场讨论妇女医疗和性议题的大学研讨会,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我们的时代:革命回忆录》中谈到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时转述了这位女性的发言:

温蒂.桑福德(Wendy Sanford)出生于上流社会的共和党家庭,她在儿子出生后与忧郁症搏斗。她的朋友爱斯特.罗马(Esther Rome)是犹太东正教传统的追随者,拉着温蒂参加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第二场会议。温蒂向来与政治团体保持距离。“我走进休息室,”她回忆道,“他们正在谈论手淫,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很震惊也很入迷。在稍后的会议上,有人示范母乳哺喂。我并没有被吓到,但后来我们分组讨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被划分到一个小团体中’。在我的小组中,人们开始谈论产后忧郁症。在那45分钟的时间里,我意识到一直让我感到自责,并且让我丈夫责怪我的事,并不是出于我个人的缺陷。这是生理上的某状况,加上社会上的孤立所造成产后忧郁。这种理解是让人永远成为女性主义者的那类时刻。”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则有关女性忧郁经历的启示故事,因为集体的误解使得主体先前也误解自己的经历。毫无疑问地,我们能找出一系列历史文化因素有助厘清这类理解的缺乏——像是人们普遍避谈忧郁症的发生乃是常态——但因为这些解释的重点是某种社会不公平,诸如男女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因此温蒂.桑福德面对真相的瞬间,似乎就不仅是她和现场女性在诠释上的突破,更是战胜某种知识不正义的时刻来临。这里的主导直觉是,当这些女性正在摸索如何正确理解我们现在可以轻易谈论的产后忧郁症时,那个突然从温蒂.桑德福的思想中解放的诠释性黑暗,在先前错误地阻止她去理解她这样一个社会经验,从而剥夺了她的重要自我理解。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发挥这种直觉,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直到那个改变生命的45分钟来临之前,她活在诠释性阴影下的经验,已损害她作为一个认知者的能力。因此有了一种特定的知识不正义:一种诠释不正义。

让我们延续这份直觉,来看清楚这种不正义的轮廓。布朗米勒回忆录中的另一个例子,能让我们审视我们今日能够以性骚扰命名的相关历程:

有一天下午,一位大学前雇员求见琳.法利(Lin Farlry)寻求帮助。44岁的嘉蜜塔.伍德(Carmita Wood)在卡尤加湖(Lake Cayuga)的苹果园地区出生长大,独立抚养两个孩子。她在康乃尔大学的核能物理系工作了8年,从实验室助理升迁到处理行政事务的文书工作。伍德不知道为什么她被挑上,或者她是否真的被挑上,但是有位杰出教授似乎无法将他的双手从她身上移开。伍德的讲述中提到,这个学识出众的男人站在她的桌旁阅读信件时会晃动他的胯部,或者在他伸手拿取文件时会故意扫过她的胸部。有天晚上,当实验室员工离开年度圣诞派对时,他在电梯里困住她并强吻她。圣诞派对事件过了之后,嘉蜜塔.伍德特别改走实验室大楼的楼梯,避免再度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暗中骚扰带来的压力,以及努力与科学家保持距离的同时,她还是得与对方讨人喜欢的太太做好朋友,她的身体因而产生许多症状,包括慢性背部和颈部疼痛,她的右手拇指也发疼而变得麻木。她要求转调到另一个部门,在遭到回绝后她决定辞职。她踏出办公室大门,前往佛罗里达休息调养。回来后她申请失业保险。当保险调查员询问她为什么要离开工作8年的岗位时,伍德无法描述这些令人厌恶的种种片段。她感到羞愧和尴尬。在对方敦促填写表格上的必要栏位时,她回答离职的理由是出自个人因素。结果,她提出失业救济金的申请遭到拒绝。“琳的学生们在她的专题课堂上持续谈到在暑假工作时遇到讨厌的性挑逗,”索维涅(Sauvigne)说。“然后嘉蜜塔.伍德进来告诉琳她的故事。我们意识到,你知道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是我们当中的女性工作人员、嘉蜜塔还是学生,在某些时候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而我们都未曾开口告诉过任何人。这是那种『啊哈!』顿时豁然开朗的时刻,一种深刻的启示。” 女人有她们的议题要处理。梅耶(Meyer)在雪城(Syracuse)找了两位女性主义律师苏珊.虹(Susan Horn)和妙丽.韩丝(Maurie Heins)接手嘉蜜塔.伍德的失业保险上诉案件。然后⋯⋯,”索维涅报告,“我们决定也要开口打破对这类事件的沉默。” 她们要打破沉默的“这类事件”还没有名称。“我们8个人坐在人事部门办公室内,”索维涅回忆道,“脑力激荡我们要在鼓励开口的海报上写下什么。我们把它称为“性恐吓”、“性胁迫”、“工作中的性剥削”。这些名称似乎都不对。我们想要能把一系列隐含和明显持续性行为都包括在内。有人想出了“骚扰”。“性骚扰!”我们立刻同意了。这个名称就是这样出现的。

这个故事显示,既有的集体诠释资源有个缺口,而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经验命名可以填满那个缺口。如同故事所描述的,我们可以看到像嘉蜜塔.伍德这样的女性,因集体诠释资源的缺口而蒙受严重的认知劣势。但是这种叙述方式并没有完整捕捉到全貌,因为如果嘉蜜塔.伍德遭遇到的认知错待被建构为仅是单纯的认知劣势造成的,就无能厘清何以只有她而非骚扰者也同样蒙受认知错待。无法正确理解女性的性骚扰经验,这是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承受的集体劣势。

根据假设来看,在何谓性骚扰的集体理解浮现之前,男性这般对待女性的作为普遍来说并未获致正确的理解。不同群体处于诠释劣势的原因各有不同,社会世界不断变化产生新的经验,而我们只能慢慢理解这些经验;但这些认知劣势中仅有部分会使人蒙受不公正的待遇。无论是因为歧视还是出于其他方面的不公平,必定是有害与不正当的才能视为不正义。

在当前的例子中,骚扰者和被骚扰者都因诠释上的空白而出现认知障碍——双方都没有正确理解到他对待她的作为——但骚扰者的认知障碍对他来说并不是一项重大的缺点。实际上,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作为符合他的目的(或者至少符合他的立即目的,可以使他的行为不受质疑。这并不是去否认如果他骨子里是个正直的人,那么理解他这项不良行为的严重性就会让他克制行为,诠释上的空白对他来说是认知和道德厄运的来源)。相比之下,被骚扰者的认知障碍对她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认知障碍使她无法理解自身经验的一项重要环节:也就是说,这项经验与她切身相关,她迫切地想要了解,因为不了解会让她深感困扰、困惑和孤立,更不用说容易受到持续的骚扰。但是她在诠释上所处的劣势,使她无法理解自己被持续错待,而这反过来又阻止她去抗议,更不用说采取有效措施去阻止。

诠释上的缺口在被骚扰者身上产生了这种不对称的劣势,这项事实已经让我们产生一个想法,就是特别是在她的认知劣势上有件事出错了。要不是这对她特别不利的话,我们不会将之描述为她遭受了不正义的对待。她所遭受的错待值得更进一步说明。我们在直觉的引导下看出她遭受认知层面的不正义,而我们需要找到这份直觉的深层来源。毕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像类似的严重诠释劣势,却可能不会引发任何知识的不正义。例如,如果某人在某个历史时刻罹患某种影响其社会行为的疾病,而这种病状在当时仍被误解,并且多半未能诊断出来,那么病患就可能会遭受对他们危害特别深的集体诠释劣势。他们无法透过指涉自身患有疾病的想法促成他人理解其经历,以致不仅他们自身无能知晓,还可能因为他人不理解状况而承受严重的负面后果。但他们并未蒙受诠释不正义;更确切地说,这是间接认知的坏运气之惨痛案例。

为了找到更深层次的直觉来源,帮出我们看出布朗米勒举例中的知识不正义,我们应该关注催生出相关诠释空白的社会条件背景。第二波女性主义时期的女性地位与男性相较仍明显处于社会弱势;并且权力的不平等关系特别有碍女性与男性平等参与生产集体社会意义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最明显的是那些由新闻、政治、学术和法律等职业所进行的活动——布朗米勒的回忆录详述在这些专业领域及机构内外发生众多开创性的女性主义活动并非偶然。女性没有权力,意味着她们的社会地位不能平等地参与诠释,而这种不平等为诠释不正义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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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边缘化

诠释上的不平等必然难以察觉。我们在诠释上付出的努力自然符合我们的利益,这就是何以我们致力于理解那些理解之后会对我们有益的事情。因此,一个群体在诠释上不能平等参与,便会倾向局限于特定的诠释热点(hermaneutical hotspots)——也就是那些在社会生活中经适当诠释后对有权者无益的位置,或是在现存的错误诠释下维系有权者利益的位置(比如在工作场所一再出现的性暗示,永远只不过是一种“调情”,而且女方不安的拒绝也只不过是她“缺乏幽默感”的问题)。而在这个热点上,诠释上的不平等参与仍因被归因于行为的现有意义(“调情”)而被积极地掩饰,因此更难觉察。这就是为什么揭露的时刻,对个人来说会是能改变生命意义的启蒙光照。

与医学还无法诊断出病症的例子不同,像嘉蜜塔.伍德这样的女性在工作中不得不与之抗衡的并不是单纯认知上的坏运气,因为她们的经历落入诠释的裂缝中并非偶然。当她们孤立地挣扎以理解自身经历的各种骚扰,集体社会意义的整体机制实际上是用来让这些晦暗的经历不为人所见。嘉蜜塔.伍德的认知失能构成了不正义,深层原因是她在诠释上无能平等参与。

我们可以说,当某些重要的社会经验领域存在着诠释上的不平等参与时,弱势群体的成员落入诠释边缘化(hermeneutically marginalized)的处境。边缘化是种道德——政治概念,表明参与者被贬低与排除在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有价值的活动之外。诠释边缘化的案例显然或多或少是持续性与/或广泛的。虽然这个词最常出现在主体于广泛的社会经验中,被持续否定完全参与诠释的情况,但我们也可以将之应用在不那么严重的案例中。因此,有些人可能只是短暂地蒙受诠释边缘化,和/或仅仅发生在他们社会经验中非常局部的范围。但是,诠释边缘化总是社会胁迫造成的。如果你单单只是选择不完全参与诠释活动(也许厌倦了这一切,你成为一名现代隐士),那么你的例子不算是诠释边缘化——你可以选择参与,但是你选择退出。诠释边缘化向来是种没有权力的表现,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一次性的。

社会主体当然具有多少算是复杂的社会身分,因此个人可能会被边缘化的脉络,是其身分的某个面向成为重点时(“女性”),但在另一个脉络下,是身分的其他面向决定了参与的程度(“中产阶级”)。最终的结果是,蒙受诠释边缘化的主体在某些地方受限,但是他在其他地方仍然可以有较完整的参与。如果她在强调男性气概职场伦理的大公司中有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那么她可能完全无法形塑“家庭友善的工作条件”,不只是对别人,甚是对自己(这种看法只会被认定为不敬业、没有企图心或是对工作不投入的征象)。然而她有理解其他领域的能力,在跟性别比较无关的工作经验上,她仍然处在很好的理解位置。因此,社会认同的复杂性意味着,个人会遭受不同形式的诠释边缘化;也就是说,可能是个人身上的某种社会类型招致诠释边缘化,而不是另一种。

有时物质力量会让个人遭受边缘化,社会经济背景导致几乎不可能完全参与诠释。有时是身分权力的影响,这可以部分解释何以他们没有得到这些工作,原因在于社会氛围中存在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将他们呈显为不适合该工作,并且对雇主的判断产生负面影响。或者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两项因素的混合。身分权力可能纯粹在结构上起作用,当中可能没有社会行为人(个人或机构)被认定要对边缘化的情况负起责任。另一种可能性是让某方负起责任是有道理的,例如,歧视老年人的刻板印象认为年长员工缺乏企图心,雇主不负责任地散播这个刻板印象,用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雇用50岁以上的员工。在这类的例子中。雇主运用身分权力抵制老年人,(当中包括)透过排除他们从事能更全面参与诠释的工作,使其蒙受诠释边缘化。诠释边缘化不需要是身分权力和彻底物质力量的结果,但它往往如此。

我们现在可以定义像嘉蜜塔.伍德这样的女性所遭受的诠释不正义:

这种不正义出于持续和广泛的诠释边缘化,以致个人社会经验中的某些重要领域被集体理解排除在外。

但是持续和广泛的诠释边缘化是个累赘的观念,我们最好能够从这个观念的缺点切入,使我们的定义更加明确。从认知角度来看,这种诠释边缘化的问题在于它让集体诠释资源产生结构性偏见(structurally prejudiced),因此产生对经验具偏见的诠释;而受偏见伤害的那个族群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不受具有诠释权力族群的影响(例如,性骚扰是调情、婚姻中的强暴不是强暴、产后忧郁症是歇斯底里、不愿意在不利家庭生活的时段工作被视为不敬业等等)。

此外,蒙受诠释边缘化的通常是社会弱势群体,因此我们可以说,从道德角度来看,这种诠释边缘化的缺点在于它在集体诠释资源中造成的结构性偏见本质上是具歧视性的:偏见会影响人们,因为他们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也是他们社会身分的一个方面。这就类似像身分偏见一样。我们称之为结构性身分偏见(structural identity prejudice)。有了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可以略微改变我们的定义,以便更好地传达诠释不正义的歧视性质。诠释不正义是:

由于集体诠释资源中的结构性身分偏见,导致个人社会经验中的某些重要领域被集体理解排除的不正义。

在阐明其歧视特征时,这个定义突显了与证言不正义大概算是同一类。在这两种知识不正义的情况下,主体都遭受某种针对自身社会类型的偏见。

我们的定义源自于努力要辨识出嘉蜜塔.伍德所遭受的诠释不正义,因此,这并不是个通用的定义。而是特别要来描述诠释不正义的重要或系统性案例——从社会正义的一般观点来看是最相关的案例。那么“系统性”在诠释的脉络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证言不正义的脉络中,只有造成不正义的身分偏见,透过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如影随形依附主体时,这种不正义才是系统性的,使得主体除了证言不正义,还容易遭受到其他形式的不正义。正如身分偏见可能以这种方式如影随形依附主体,边缘化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实际上,在系统性案例中,诠释边缘化蕴含了社会经济方面的边缘化,因为它致使人们无法投身左右重要诠释参与的职业(新闻、政治、法律等等)。可以说,如果边缘化除了在诠释方面还透过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如影随形依附主体,那么它产生的诠释不正义就是系统性的。一个社会群体一般来说容易蒙受不同种类的不正义,系统性的诠释不正义是这个广泛模式的一部分。就像系统性的证言不正义一样,它们具有压迫的层面。从根本上说,这两种系统的知识不正义都源于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

文/文米兰达・弗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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